战国初期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和阶级关系的演变，各国纷纷推行变法运动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。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，通过招贤纳士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如李悝的“务尽地力”政策和“平来法”，强化了中央集权，

发布日期：2025-03-07 15:49    点击次数：190

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和阶级关系的演变，上层建筑领域也必然经历了相应的调整。战国初期，各国推行的变法运动，正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基础变革而兴起的一场政治革新。

魏国的“河东地区土地平坦肥沃，富含盐铁资源”，其“民风刚烈，多有豪杰之士争夺土地，轻视礼节，喜好分家立业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）。宗法制度下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宗法贵族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之上，“盐铁资源的丰富”是井田制度瓦解后新兴的经济活动，在土地私有制出现之后，才有了“争夺”和“分家”，因此“豪杰之士争夺土地”和“喜好分家立业”反映了魏国土地私有制的兴起。“礼节”是贵族社会的伦理规范，“轻视礼节”正是宗法制度衰弱的体现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战国初期“正当魏国明确制定法律，推行宪令之时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以强权匡正天下，威震四邻”（《韩非子·饰邪》）。

公元前445年，魏文侯登基，他推崇礼贤下士的原则，唯才是用。他先后提拔了魏成子、翟璜、李悝担任宰相，乐羊为将军，吴起为西河郡守，同时对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等贤士也给予极高的尊重。可以说，战国时期的招贤纳士之风，正是由魏文侯所开启。他任用贤士参与政事的做法，标志着旧有的“任人唯亲”的世卿世禄制度，逐渐被“任人唯贤”的官僚制度所取代。

魏国之所以能够“强匡天下，威行四邻”，实乃李悝“务尽地力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和“撰次诸国法，著法经”(《晋书·刑法志》)的成果。李悝的“务尽地力”政策包含两项主要措施：首先是重新划分土地，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，以促进农业生产，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。

他指出，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，“除山泽邑居，参分去一”，剩余“六百万亩”。若农民“治田勤谨”，则每亩可增产三升(斗)；反之，若不勤，则减产亦是如此。这种差异，导致了“粟百八十万石”(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)的产量变化。

土地私有制激发了生产积极性，同时也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。因此，《史记·平淮书》中记载：“魏用李克，尽地力为强君。自是之后，天下争于战国，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后推让。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；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，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。”

土地私有制的出现，也导致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。这主要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，以及商人对粮食市场的操纵。商人们通过低价买入、高价卖出粮食，导致“来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；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”。由于农业受损，农民“常困”且“有不劝耕之心”(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)。

因此，李悝推行了一项名为“平来法”的政策。除了激励生产并保障农民的利益外，该政策的政治意义在于实现了经济上的中央集权。先前提到的“仁义”和“推让”体现了宗法制度的道德准则，但李悝的经济政策实施，显著削弱了这些宗法道德观念。因此，司马迁评论道：“重视权谋和力量，轻视仁义；优先追求财富，然后才是推让。”

尽管李悝的《法经》已不复存在，但通过《晋书·刑法志》我们仍能了解到其内容分为《盗法》、《贼法》、《囚法》、《捕法》、《杂法》和《具法》六部分。

李悝认为，对于君王而言，没有什么比打击盗贼更为紧迫的任务，因此他将《盗法》和《贼法》置于《法经》的首要位置。他主张“盗贼必须被追捕”，因此撰写了《囚法》和《捕法》两篇。《杂法》篇涵盖了对六种违法行为——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、不廉以及淫侈逾制——的惩处规定，包括对淫乱、赌博、盗窃官府印信、贪污贿赂、僭越逾制和议论政府法令等行为的处罚。《具法》篇则规定了根据具体情况对犯法者加重或减轻刑罚的细则。

尽管《法经》中也包含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条文，但其核心在于压制和预防农民的反抗，是一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。这部《法经》被商鞅采纳并用以辅助秦国的治理；汉代的萧何进一步完善了李悝的法律，形成了所谓的“九章之律”；魏国沿用汉律，扩展为十八篇；晋朝的贾充等人又对汉魏律进行了增减，形成二十篇的法律体系；宋、齐、梁及后魏沿袭未改，直至北齐……隋朝继承北齐的法律，唐朝又沿袭隋朝的法律，这一系列的法律体系均未发生根本变化（参见《唐律疏义·名例》）。由此可见，李悝的《法经》不仅为后世法家提供了法典的蓝本，而且对中国后续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此外，李悝还提倡禁止“技巧之民”，他指出：“精雕细琢，损害农事；锦绣装饰，妨碍女工。农事受损，是饥饿的根源；女工受阻，是寒冷的源头……因此，若国家不禁止技巧，将导致国贫民奢。”（《说苑·反质》）他还提出“剥夺无功者的俸禄，吸引四方贤士”，实行“按劳取酬，按功授爵”（《说苑·政理》）。所谓“无功者”，指的是衰落的贵族后代。通过这一措施，废除了旧有的世卿世禄制度，改为根据个人的功绩大小来分配职位和爵位，这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。

在军事领域，李悝提拔了吴起，并严格选拔士兵，“以武卒奋”（师古注：“奋，意为兴起。”）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所谓的“武卒”，指的是“身披三层甲胄、能拉开十二石重的弩弓；背负五十支箭矢，戈矛置于其上，携带三天的口粮，能在半天内疾行百里。通过考核者，将免除其家庭的徭役，并赐予田地和住宅”（《荀子·议兵》）。我们了解，春秋时期并没有常备军，直到吴起设立武卒制度，要求通过“中试”，并给予一定的优待，如免除徭役、赐予田宅，这显著提升了当时的军事力量。因此，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了最富强的国家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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